凡外国人都可以评论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他们眼里也是外国人；凡中国人都不可以评论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他们眼里毕竟是中国人。毛泽东逝世大约两年的时候，中国人人都可以评论毛泽东，且一直评论到现在，历时二十七八年了；邓小平逝世已十年，中国人至今仍不可以评论邓小平，其中原因无人能说得清。

　　同样是中国的领导人，同样是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不乏神圣和伟大，而毛泽东却普通得像个老百姓。邓小平已经成了神，中国人不能妄加评论；毛泽东早已成了人，中国人尽可以说他好、说他坏、评他的对、评他的错，甚至辱骂、攻击、贬低、诽谤无有不可。

　　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功过是非皆应由人民来评说。中国给予邓小平不被评论的特殊待遇，而给予毛泽东的却是开放性的政策，对毛泽东而言，显然有失公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二十七年；邓小平执掌中国政权以来，他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二十七年。如今，毛泽东思想已然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所取代，而新的理论和思想无疑将继续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为了中国及世界的稳定、进步和长足发展，中国人民不仅可以评论毛泽东，中国人民也需要评论邓小平。

　　中国有句老话——盖棺定论。然而，中国的大人物往往盖棺后难以定论，毛泽东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生前曾提出，他身后如果人们能对他作“三七开”（即七份功绩，三份过失），他就很高兴、很满意；邓小平则希望，对他的一生能“四六开”或“对半开”。

　　一九八○年二月，邓小平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谈到：“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又一次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毫无疑问，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本意都是希望得到人民实事求是的评判，而不是无人给予评判——尽管所开的比例有可能相差悬殊。

　　但遗憾的是，中国对毛泽东的公开评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情绪化，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即否定为主流。这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邓小平多次评价毛泽东的言论有关。

　　众所周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即成为中国的实际掌权者，他的话具有最大的权威性。而他的当仁不让和直言不讳，更使他的言论溶入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座海岛上去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将他的第二件事定性为一场“浩劫”，并给予了彻底否定。此举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的“三七开”，使人们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大气候下，对毛泽东的评论愈发深刻、全面，有的则无所顾忌，甚至不惜将其丑化和妖魔化。

　　就邓小平而言，他对毛泽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绩的评价，态度十分中肯。但是，对建国后，具体讲是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的评价，则显得莫测高深。尤其邓小平在避九大、十大不谈的情况下，以八大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先后五次主动对毛泽东所犯错误承担了部分责任，其姿态颇为耐人寻味。

　　一九七九年九月，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通过此一决议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即：我们是在真正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叫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然而，随着一九八○年的到来，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上摘下，全国各地纷纷拆除毛泽东的雕塑和语录牌，以及邓小平关于继续保留毛泽东纪念堂和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十分勉强的表态，否定的浪潮不谓铺天盖地，此时已是无可阻挡。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虽然《决议》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在全国范围内，以“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过”的评语来评价毛泽东的，不仅大有人在，而且还得到了普遍认同。

　　真理与谬误仅一步之遥。正是由于对毛泽东的公开评论，使人们的认识走过了由否定到肯定，又由肯定到充分肯定的崎岖之路。毛泽东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的功过，已呈现不止“三七开”的总体趋势。就连早已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在被人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之中；即便为修改过的历史课本所影响了的整整一代人——一代对毛泽东不屑一顾的青年人，也开始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位曾经顶天立地的巨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怀念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来愈强烈，这种现象不能不发人深思。

　　可以认为，人民之所以不能评论邓小平，与目前维护他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正确性、连续性不无关系。如今，邓小平不意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允许评论，像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接受人民的评判——这无疑要冒在某种程度上被否定的风险；要么一如既往地不允许评论，以求在今后的三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继续得以保全——但此种做法的必要性大可置疑，长此以往，亦终非良策。

　　毛泽东之所以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爱戴，是由于他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遵循的唯一宗旨、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人民的爱戴发自内心；邓小平之所以尚未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爱戴，是由于他只能被说好，不能被说不好，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且人民无权评论他。

　　对邓小平的“免开”、“免评”，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有欠健康的一种表现，既非他的本意，又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

　　无可否认，在人们的争论中，毛泽东的形象愈加鲜活、高大；而在人民的沉默中，邓小平的形象却愈加神秘、朦胧。

　　自古有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按照官方的评价，邓小平却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因为从他盖棺至今，居然连缺点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由此而言，邓小平理论是不是真理，同样需要、也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

　　谁是完人？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尚且不是，况小平乎？

　　有道是，“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来炼”；有道是，“雪压青松挺且直，梅开腊月火样红”。时代如何向前进，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总是在延续，人民已不再迷信。我们希望邓小平是一个乌云遮不住的、放射出万丈光芒的太阳；我们希望邓小平是一棵大雪压不倒的青松，是寒冬腊月里如火焰般红的梅花。

　　天上的圣人是如来佛；地上的圣人是孔夫子。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还被中国人称为文圣人；作为美髯公、执一柄青龙偃月刀的关羽则被称为武圣人。现如今，不管是哪位圣人，中国人都可大胆地品头论足，甚至是说三道四了，而邓小平尚算不得圣人，何以就不能为中国人民所评论？

　　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因有此名言，我们禁不住要问：哪有人民不能评论自己儿子的道理？